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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他工作中始终保持着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无论是在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十分重视各种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在这里，笔者把自己在采访中记下的几个相关的小故事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这个饭店离我们的住地太近了，不利于保密”

1997年，由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刚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离休的郑淑芸同志引领，笔者在北京拜访了黄玠然和他的夫人杨庆兰。这对革命夫妻，当年都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从事革命活动。周恩来任中组部部长时，黄玠然是他的秘书，而杨庆兰则是邓颖超在中央妇委工作时的内交通。

那年92岁的黄老告诉我：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好几年，特务们想尽一切办法抓他却从未得手，原因是他坚持昼伏夜出，即晚上9点前从不外出，早上5点前必定要回到住地。只有一次例外，当时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周恩来指示红色特工黄慕兰实施营救。营救需要一些经费，周恩来只好化装成上海滩上的三轮车夫，破例白天前往“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那里借钱（那时杨度已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他借到钱踩着三轮车往回赶时，看到一辆从法租界里开出的汽车把一名正在正常通行的工人撞倒了。那责任本来应该是汽车驾驶员的，可是巡捕们不仅不秉公执法，相反还无理指责被撞的工人。周恩来见了十分生气，真想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教训教训那些洋人和巡捕。可他转念一想：如果那样做了，不仅营救任弼时无望，甚至可能把自己也暴露了，那我们党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压下一腔怒火，蹬着三轮车离开了现场。

黄玠然和杨庆兰一起在中央机关工作久了之后，两人产生了感情。经周恩来批准，他们打算结婚。黄玠然认为，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想办一个朴素而又热闹的婚礼。他特意租下了一个小饭店，准备结婚那天请大家一起聚一聚，喝上几杯喜酒。为了避开特务们的眼睛，黄玠然事先和饭店方约定好，喜宴订在晚上9点后才开始。可是当他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并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考虑良久，最后没有同意黄玠然的做法。他对黄玠然说：“这个饭店离我们的住地太近了，不利于保密，这种违背保密制度的做法我们不能做。”就这样，他让黄玠然退掉已租好的饭店，并适当赔偿了饭店的损失。黄玠然和杨庆兰就在上海的秘密住地悄悄举行了极其简单的结婚仪式。

“他不应该给你看这种机密的文件呀！”

周恩来有个侄孙叫周国镇，是著名的数学教育家。他比笔者年长4岁，也是笔者的好朋友。1951年，周恩来的六伯父、晚清举人周嵩尧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1951年，他的独生子周恩夔不幸去世。周恩来考虑到伯父老年丧子，一定十分难过和痛苦，便特意将周嵩尧最疼爱的重孙子周国镇接到北京陪伴他。进京后，周国镇进入中学读书，开始时，生活费和学费等都是由周恩来负担的。周国镇参加工作后，谈了恋爱，女朋友是武汉军区一位主要领导家里的千金。

有一次，周国镇去武汉见女朋友。由于早就知道未来的女婿是周恩来的侄孙，女友的父亲在与周国镇的交谈中，就毫无顾忌地把一些中央文件拿出来给他浏览。在这些中央文件中，有关于中央七千人大会的，也有其他方面的，其中有一份文件，是关于中央成立一个由27人组成、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两弹（原子弹、氢弹）一星（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周国镇看了特别兴奋。他回京后，有一次见到周恩来，就迫不及待地问：“七爷爷，我们国家也要造原子弹和氢弹了？真是太棒了！”谁知周恩来一听，马上浓眉紧锁，一脸严肃地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你听谁说的？”“我是看到文件的。”周国镇在回答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这时，周国镇才注意到他的七爷爷神色很凝重，显然是生气了，只好老实地告诉他事情的经过。周恩来听了很生气，说：“他怎么能把这个文件给你看呢？这个文件只发到省军级，到现在还没发到县团级，他不应该给你看这种机密的文件呀！”

当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刚好在场，就给周国镇打圆场说：“总理，国镇是不会传出去的。”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是传不传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保密制度能不能落实执行的问题，是组织纪律的问题。”

周恩来后来还就这件事在中央有关会议上批评了那位把文件给周国镇看的领导同志，要大家引以为戒，要将党的保密制度执行到位。

“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

1997年秋季，笔者进京拜访周恩来卫士乔金旺时，他深情地回忆说，我们国家在准备进行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时，气象监测显示新疆罗布泊上空刮起了罕见的西风。这意味着氢弹爆炸后，大量的爆炸尘埃和辐射物将会随风向东边人口稠密的地区漂移，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因此，周恩来就没有批准引爆。

那天夜间，周恩来无法入眠。天亮以后，他本该上床休息，却仍然聚精会神地守着电话，毫无倦意地在等待风向改变。邓颖超见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七八个小时，非常心疼，就踱到总理办公室门前的卫士值班室，问正在值班的乔金旺：“老乔呀，我的那口子都快工作20个小时了，怎么还不上床休息呀？”乔金旺声音很低地回答说：“听说风向不对，试验难以进行。”

邓颖超关心的是周恩来的身体，这样长时间工作他怎么吃得消？于是，她转身走到总理办公室，对正在工作的周恩来说：“恩来呀，听说什么风向不对，你先休息吧，风向总有对的时候嘛！”

邓颖超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一下激怒了周恩来，他抬起头，严厉地责问邓颖超：“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邓颖超没想到周恩来会向她发火，只好照实回答：“刚才老乔说的。”“你把老乔喊来。”周恩来仍然一脸严肃。

原来，周恩来对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有严格的保密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自己知道的谁问了也不许说。因此，乔金旺来到周恩来办公桌旁后，周恩来严肃地对乔金旺说：“老乔啊，我是中央常委，小超大姐是中央委员，她是做妇女工作的，搞‘两弹一星’和她没关系。所以，这件事我没有对她说，我带回来的文件她也不能看，也不能问，这是纪律问题，也是执行制度的问题。”乔金旺知道自己错了，向周恩来作了深刻检讨。

周恩来对各项保密制度，从不含糊，并且都坚决维护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