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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实孰亲？文与行孰贤？只有走出书斋，走进社会，经过磨砺，才能作出响亮回答，在历史大潮中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清初，扬州汪楫兄弟好古力学，诗名在外，前来拜访者问学者络绎不绝。以“不欺”为信条的父亲汪汝蕃，不以为喜反以为忧，告诫说：“吾不愿尔曹为名士，名如翦彩镂棘，实不存也。尔曹与人交以其文，无宁以其行。”务实切实，修行践行,成了汪楫一生的信念。

　　汪楫，字舟次，号悔斋，原籍安徽休宁，世居扬州，少负才名，慨然以功业为己任，但屡试不第，四十二岁始以明经任淮安府赣榆县训导，四十四岁应博学鸿词科考试，经选授为翰林院检讨，入史馆参与编修《明史》。

　　名副其实 大家风范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朝廷内外进行了一次大推选，以安排合适人员代表朝廷前往琉球册封王号。这是无上的荣耀，对册封者有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漂洋过海、惊涛骇浪，对册封者又是十分严峻的挑战。根据康熙特令，礼部最终从内阁、翰林院、礼部、六科和行人司等机构中推荐了“学识宏博，仪观俊伟”者八十二人作为候选对象。出乎意料的是，埋首史书的汪楫竟然入选，而且被康熙任命为册封正使。

　　无论正使、副使，都代表着国家。但平心而论，与充当副使的林麟焻相比，汪楫不是进士出身，进京为官才三年，级别只是从七品，而林麟焻在康熙九年（1670年）即中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后来又充礼部试分校。汪楫之所以脱颖而出，担此大任，除了他身材伟岸，康熙更看中的是他“文学颇通、人亦甚优”，这也说明汪楫入朝时间不长，其德行、才华、能力得到一致认可。

　　汪楫果然不负重托。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他带队来到琉球，谕祭先王，册封新王。在那里近五个月，汪楫为琉球的孔庙撰写碑文，改订礼仪，书写王宫殿堂匾额，纵笔为擘窠大字，挥洒自如。据阮元《淮海英灵集》所载，后来出使琉球的使者，都见过他写的碑匾，“其国礼仪，犹遵悔斋所改订。”汪楫还精通音律，与琉球中山王和群臣相互唱和，其气度雍容，举止得体，才学深广，深得中山王悦服。

　　更令中山王敬重的是，汪楫和林麟焻等人返航前，面对其君臣厚礼，“一文不取，一一奉还”。在利益面前，尤其是合情合理不违规的利益面前，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接受馈赠本系惯例，受之无可厚非，不受则更展示了大家风范，体现了大国威严。从从七品的县城训导，到从七品翰林院检讨,再到此次身着朝廷赐穿的正一品蟒服，持虎节龙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五六年内，汪楫身份实现了大逆转，却依然坚守本心，丝毫没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张扬。面对中山王的感谢，他既没有怙势而擅威，也没有乘时而邀利，而是全部当场谢绝。这样的从容和坦然，是他作为上国使者高超的智慧，更是“义以为上”“以义制利”的传统儒家思想涵养的体现。

　　行仁践义 循吏风度

　　汪楫擅长书法。这幅“孝悌”横批落款时间是癸亥孟冬，即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当时汪楫仍在琉球。两个大字隶书“孝悌”，敦厚朴拙，自然不造作，有清代隶书的灵动，更有汉代隶书的厚重，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落款的几行小行书，“尧舜之道，不外乎此”。

　　孝悌二字，《论语》视为“为人之本”，这是发乎本能的良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持孝悌，则能行仁义，《孝经》指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孟子提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杜甫直接打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旗号。从孝悌出发，进而齐家治国，这是尧舜之道实施仁政的关键，也是千百年来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

　　汪楫以此向琉球中山王宣导王道，也以此身体力行。

　　从琉球回来，汪楫一行不以钦差大臣和有功之臣自居，登陆福建，“一到即行，不少留滞”，不给地方添麻烦，减少地方支出和民间摊派，百姓深为感念。

　　回京复命后，他回扬州为不久前去世的父亲居家守制三年，力尽孝道。后来被召回京城，外派为河南知府，成为四品官员。当时很多人为其外放抱不平，汪楫不以为意。河南府下辖陕州、洛阳、登封等一州十三县，时逢大旱，他到任后想方设法买粮设粥厂，“活饥民数万人”。在河南四年，他始终以孝悌为本，劝善惩恶，实施尧舜之道。《河南通志》评价他“为政清平，崇奖士类，持大体，绝干谒，豪右惮之，善良怀之”，字里行间代表了河南百姓的感恩。

　　再后来，他到福建担任按察使，主管政法。到任刚三天，适逢一年一度的热审（明清两朝暑季的一种审理制度，以减免或暂时保释轻罪犯人），他对几十起案件，逐个剖析，能减免的减免，能保释的保释，一时间监狱几乎腾空。数月后，在为乡试举行的庆祝宴会上，一位新考取的举人走上前去，面对汪楫跪拜在地，哭着说：“某即某案罪人也，赖公昭雪，得至于此！”汪楫断案，尊重事实，公平公正，一缙绅被诬陷，审讯者偏听偏信硬加罪名，汪楫接手后查清事实，力洗其冤，一权贵为争河流冲击形成的沙滩，以势挟上，地方官不敢阻挠，汪楫坚持己见，依法查办，终使其巧取豪夺未能得逞。两年后，汪楫再次升任为主管福建政务的布政使，再遇饥荒，汪楫一方面用国库银安排到上游采买民间米粮，另一方面到浙江台州平价购买库粮，既保障了国库银钱不流失，也解决了群众吃饭问题。

　　汪楫任福建布政使前后五年，诗人朱彝尊以“民戴其德”概之，康熙敕封其为从二品的通奉大夫，召入京城，拟提拔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大理寺卿，汪楫时已患病，告疾还乡，数月后，病逝扬州。

　　忧民兴学 诗人风骨

　　汪楫少负诗名，与大诗人周亮工、吴嘉纪、孙枝蔚、王士禛等早有往来，进京后，交游圈扩大，与朱彝尊、龚鼎孳等亦酬唱不绝。

　　汪楫的诗，既有“儿童不解春何在，只向游人多处行”的清新，也有“松风响何处，涧水下鄱阳”的古冷，还有“且共开颜倾浊酿，不须滴泪忆当年”的感慨，让人印象最深的，则是对“漕船噬人猛于虎”的呐喊。

　　康熙初年，因运河北段水源不足，漕船重载不能直到北京，于是京东、武清等六县，被要求各造驳粮船百艘，每县拨公田十顷为保养费，征调船工以驳船随大漕船分运粮食。此本良策，却因考虑不周而问题频频：运粮期限长，船工无力顾家，家中缺少劳力难以为继，船户在行船中，不断受到盘剥，粮船被盗，赔偿动辄倾家荡产甚至卖儿鬻女，苦不堪言。朝廷以连坐防止船工、船户逃跑，即便这样，船户、船工弃船出逃仍屡禁不止。漕运是国之大计，牵系到京城数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漕督更是位高权重，多由皇家嫡系担任，所以逃船尽管普遍，敢为此发声的并不多。汪楫赴京途中，写了一首《驳粮船》，从“船去人空厨无烟”，到“指船问人人不语”，再到借老人低语讲出“漕船噬人猛于虎”的惊人之语，他指出船家弃船如同敝屣，其命运如同被驱的鸟雀，生活何等艰难，句句哀怜，针针见血。

　　汪楫诗中还有《老农叹》“心劳力作已难支，何堪赋役多纷扰”中的困顿，《新仆》“俯仰身何赖，徘徊意忽惊”中的无奈，《堤上谣》“死者漂，生者卧，不死不生堤下坐”中的凄惨……这些，无不是对“尧舜之道”的悲泣和呼唤，也是对杜诗写史记实的承接和推举。在内容和形式之间，他更加注重内容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情，周亮工称其诗“萧远闲旷，得古人之意，而深之以性情”，可谓确论。

　　由诗而文，汪楫出使琉球，撰写了《使琉球杂录》《册封疏钞》《中州沿革志》等文章，留下不少珍贵资料。其《使琉球杂录》中叙及钓鱼屿（即钓鱼岛）在中外之界以内，这一记述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属于中国的一个力证。

　　汪楫对办学尤为热衷。四十二岁出任淮安府赣榆县训导，这在当时是极不被看中的职位，他竭尽职责，“日与诸生讲说经史百子，绳削其文词”，使当时赣榆这个偏僻之地，“俊贤儒雅之人出”。他重修了贾谊祠，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解决河南府饥荒问题后，他为嵩阳书院购置学田一百亩，聘请耿介主其事。耿介本是顺治年间的进士，曾牵头复建嵩阳书院，担任过太子允礽的书法老师，后因官场纷争致仕归家，应汪楫之请，六十五岁的他再度出山复兴书院。同年，看到曾经的“程门立雪”之处，竟荒圮无人，汪楫不胜感慨，复其田，立其祠，重修伊川书院，撰写《重修伊川书院记》，指出“伊川者，万世之伊川，书院者，天下之书院”，希望复兴书院，振兴儒学，“庶几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也哉。”

　　站在重新修葺的书院面前，听到琅琅书声，看到学子端坐，再想起父亲“吾不愿尔曹为名士”的告诫及其“不欺”的教条，汪楫心中浮出一丝欣慰：文人风骨，诚非虚言，昂扬意气，当复如是。（赵建国    转自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