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体育

      华夏先民出于自身生存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了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稳固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伦理观念和社会制度形态。而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核心伦理观念就是“做人”，它强调的是一种“为己之学”，重在德性的自我修养，“仁”是其标志性概念。如《中庸》讲“仁者，人也”，《说文解字》释“仁”为“亲也，从人，从二”，等等，都是从人的主体性及人与人相亲爱的人际关系立论，均关乎“做人”的根本问题。

      在《论语》中，孔子先后针对不同学生所问之“仁”做了看似有别的阐发，这既是孔子因材施教教育智慧的体现，也是孔子对“仁”的意涵从不同面向做出的规定，几乎涵括了日常生活里所有关于“做人”的基本德性，实质上可被视为儒家道德范畴的概称。而其中最为根本的涵义，是他针对樊迟问“仁”所作的解释：“爱人”。孔子认为“仁”的核心就在于对人类本身的“爱”，这个“人”既包括他人，也包括自己。除了“礼”的考量之外，也体现了孔子对自己生命与身体的爱护。而对他人之爱，尽管孟子主张“爱有差等”，要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依照血亲关系的远近由父母家人、宗亲、姻亲再到一般社会关系及自然万物而逐层向外推衍，但对人类之“爱”乃人之为人的根本，这一点在孔、孟、荀等先秦儒家那里都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究竟该如何“爱人”？在孔子那里，保守一点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积极一些则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也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可见儒家立身处世的或进或退都同样有着相当强烈的“爱人”的伦理意味。

      针对颜渊问“仁”，孔子则着重指出了培养德性的基本路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并进而详述其要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从中可见，求“仁”由“礼”，“礼”是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德性的重要规范和法则。反之，行“礼”也必以“仁”，“礼”的实践若是没有人之德性的支撑也不成其为“礼”。如孔子反问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便是如此。

      所以，古人讲“做人”，既强调外在的礼仪规范和道德实践，注重彬彬有礼的形象，同时又十分重视内在德性的养成，主张据“仁”行“礼”，以“礼”达“仁”（此处的“仁”均为德性的概称），要求表里如一、德与行并重而又以德性的养成为根本目的。

      “礼”作为古人日常“做人”观念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无论是在祭祀天地与先祖时强调的“报本反始”，还是各种人际交往中的“礼尚往来”，其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敬”。如《左传》强调：“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又说：“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认为“敬”是人之德性在各种礼仪行为中的凝聚和表现，并构成了“礼容”的具体规定，以至于无“敬”不成“礼”。故而《礼记》开篇即云：“毋不敬”，将“敬”之一义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如吉、凶、宾、军、嘉诸礼的各个方面。

      儒家主张“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而在日常社交活动中，现代社交礼仪也要求“以对方为中心”，两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对“做人”之“敬”的强调。

      《礼记》中说：“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礼之质”即“礼”的本质内涵，要求“中正无邪”；“礼之制”即礼的外在规范、准则或人在行礼中的态度表现，又称“礼之文”，要求“庄敬恭顺”。二者构成了“礼”的文、质范畴，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君子在日常为人处事中应该表里一致，德性与礼貌兼备。然《论语》中孔子针对学生林放问“礼之本”道：“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于此他又强调一般的礼仪活动宁朴质勿奢华，丧葬仪式也以哀戚之情的表达为根本，不应当刻意追求仪式的外在表现。因此，在“礼”的文、质关系上，孔子显然又是以质为本，文为末。换言之，相比“做人”的外在礼仪礼貌而言，“做人”的内在德性更为根本。

      当然，古人也有将“做人”庸俗化，仅仅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孟子在论及“天爵”与“人爵”时就曾批评过这种行为和现象。他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道：“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在孟子看来，“仁”之德性是上天所赋予人类的最尊贵的爵禄，是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人若能一生都安于行善，永葆仁义忠信之德，亦必然内心安定平和，此乃上天所赋予的最大福分。而世俗社会中的权位利禄则是“人爵”，孟子说：“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并进一步指出：“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认为，上古时期德、位相配，人们修行仁义而爵位自来；当下社会却有人仅仅将道德当作了获取功名与爵禄的手段，一旦成功之后则弃之，可谓糊涂至极，因为德、福一致，一旦做人的德性亡失，现世福禄也必随之而去。

      由此可见，在先秦儒家那里，真正的“做人”必然是有深厚的内在德性作支撑的，倘若人只重外在的“庄敬恭顺”等礼文、礼貌而无“仁义忠信”“中正无邪”之实质，即使能够由之获得短暂的名位利禄，亦不过就像外表鲜妍靓丽而根茎浮浅朽烂的花朵，必将迅速凋败。

      先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其关于“做人”的种种伦理思辨确立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做人”观念的基调，在今天仍然有着借鉴价值，值得我们予以重视。（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