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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淳安县纪委监委综合运用走访式、蹲点式调研方法，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民意。图为该县纪检监察干部在里商乡了解惠农政策落实情况。 谢航凯 摄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村开展“三听三问”，在调查研究中倾听群众呼声。图为该县瑶沟乡党员干部在桂湾村与群众交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福建省宁德市纪委监委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查堵点、破难题。图为该市纪检监察干部在城南街道某企业了解情况。吴其文 摄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党员干部只有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才能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实地调研中，为什么有时到了现场，却难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为什么有时访谈会浮于表面、无法深入？围绕如何做好调查研究，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

　　实事求是既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是其要达成的目标

　　记者：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在您看来，什么是好的调查研究？优秀的调研者应当具备怎样的特质？

　　吕德文：调查研究是一项科学活动，是不是注重调查研究，是判断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实事求是的重要标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有利于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而实事求是既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是其要达成的目标。

　　好的调查研究，往往不在于数据有多全面，调研时间有多长，报告有多完整，而在于它能够给予人启发，发现一些被屏蔽的现象。如何才能做一个好的调查研究？这取决于调研者的经验质感。所谓经验质感，指的是调研者对研究对象和田野现场的直观感受，对研究问题的敏锐反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质感首先意味着整体感，能够恰当地将任何一个经验现象放置到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体系中去；其次，质感意味着敏感性，能够在一个具体的研究场域中发现经验的“意外”，即场域内经验现象之间的悖论。例如，“原子化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弱”是经验的“常识”，一旦有原子化村庄内村民合作很好的现象，有经验质感的研究者可以立马感觉出来，通过增加变量来解释现象之间的悖论，如考察村庄有无价值生产能力、行政能力是否强大等因素对集体行动带来的影响。在学术性调研中，有些学者基于丰富的人生阅历，已经对亲身经历有深刻反思，就很容易产生经验质感。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质感并非天生所有，而是要长期训练。

　　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同样如此。领导干部如果长期在一个业务领域工作，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以及对业务问题的长期钻研，就会成为某个业务领域的专家。这些干部到基层去调研，一看到基层实践，就可以大致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但有少数干部，虽然长期待在一个业务领域，但只是在政策和文字领域打转，不接触经验，就有可能形成自我封闭。长此以往，这些干部的思维就容易变得僵化，欠缺经验质感，在基层看来就是不接地气。

　　当前，无论是学术性调研还是工作调研，都极其需要培养提升调研者的经验质感。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党政机关，都存在“三门”问题，很多青年学者、青年干部缺乏社会经验的历练。由于社会知识贫乏，在调研过程中就无法理解调研对象的所作所为，更无法驾驭调研现场。有些领导干部习惯于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去“质问”调研对象，人为制造紧张感和疏离感，这种调研当然就不可能获得有效信息。

　　其实调查研究并不是非常需要技巧的工作，它也不需要很多的方法。除了一些大型的、特殊领域的调研，一般的调查研究主要用实地观察和访谈法即可。这两个方法，技术上没什么门槛，就看用心。只要用心，和基层干部群众交心交朋友，他们就会说实话。调研的核心不是数据和资料，而是围绕数据和资料的讨论，得通过调研了解基层的真实看法。在调研中，领导干部只是调查员和研究员，平等交流，探讨问题，把调研变成问题解析会最好。

　　记者：调研过程中，实地观察是重要的方法。到达现场后，我们应如何获取和处理信息？

　　吕德文：到现场后，其实就是记录、整理、分析、理解调研对象。信息的获取和处理，首要方式就是观察。

　　观察就是以局外人视角去看调研对象，尽量避免干扰现场，保持现场的原生态。但其实，很多“入场”都可能带来现场的变化，比如领导干部去基层调研，大家知道他的职务，那么，调研地点的社会结构就多了一重力量，调研对象也会呈现出与平常不一样的面貌。在这个意义上，不表露身份的参与式观察有极大优势，它可以保留调研现场的原生态，看到最真实复杂的一面。

　　要避免调查研究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特别要注意并防范的一个问题是：只看“门面”“窗口”，不看“后院”“角落”。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多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才能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

　　在观察的过程中，对观察到的信息尽量不要着急下判断。我们看到的信息都是有限的，要综合别的信息来作出判断。观察其实很考验一个人的耐力，时间要足够长，事情会有变化，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事情也有不同的面貌。我们得用不同的角度观察，最后把事情的原貌拼接出来。

　　通过访谈获得完整的信息，以及被访谈者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记者：访谈是实地调研中获取信息的重要方法。实践中，调研访谈有哪些类别，具体有哪些应用场景？

　　吕德文：访谈分为结构化、半结构化和无结构访谈。结构化访谈跟问卷调查有点接近，只能获取基本信息和标准化的信息，不可能太深入。刚开始进入一个调研地点时，要了解这个村庄、社区或机构的基本情况，做一些结构化访谈是可以的。

　　一般来说，一个比较高质量的访谈，用半结构化访谈是比较合适的。半结构化访谈有比较确定的访谈主题，有一些需要掌握的基本信息，有访谈框架。调研者可以根据访谈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框架里面的访谈内容。半结构化访谈有很强的延展性，比如我们本来是希望报告人提供A信息，但访谈过程中他对B信息也很熟悉，谈到A信息时也提及了B信息。那么，我们也可以顺着报告人把B信息了解清楚。

　　有的访谈提纲，问题都是主观性问题，如对某政策有什么看法、满不满意等，如果是实地调查，就不合适。别人回答满意或是不满意，都是有具体情境的，如果这个情境掌握不了，答案也就没有意义。在访谈过程中，真正要了解的是被访谈者对其提供的客观信息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的结构性因素。但如果是抽样调查，有大规模的数据，那是有意义的，它至少能够说明特定人群对某个政策的倾向性，也可以通过相关分析做一定的研究，这对宏观上掌握政策非常有帮助。

　　再有就是无结构的访谈。无结构访谈的研究议题有开放性，访谈主题也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其实是很难的。对于有经验的调研者来说，无结构访谈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某次无结构访谈获得的信息，可能会在下次访谈中触及，酝酿几次，调研者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了认识，心中也有了框架，那么，接下来关于这方面议题的访谈，就变成半结构化了。

　　还有就是座谈。这可以说是访谈的另外一种情景，是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访谈。把座谈单独列出来，是因为它比一对一的访谈更加开放，信息是可以现场比对的。访谈者把一个话题抛出来，A是这样认为的，B是那样认为的，C又是这样认为的，现场就可以完成多角度的认识。此外，如果对每个人都作个别访谈，需要花大量时间。在时间比较紧的情况下，个别访谈应选择重点对象进行。到一个地方，可以先召开座谈会，然后再找几位认为能谈出内容的对象单独谈一谈。

　　记者：访谈过程中，如何提升访谈技巧，真正通过与被访谈者的交流得到想要获得的信息？

　　吕德文：与被访谈者做好交流，关键要把握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的关系。从访谈的技巧，尤其是从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关系来看，也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支配式的访谈。访谈者完全支配议题，掌握访谈的流程，掌握话题。相应地，被访谈者只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处于被支配地位。这种访谈具有单向性，问的人主动，回答的人被动。这种支配结构，也注定访谈过程获得的只能是标准化的信息，甚至是预料之中的信息。有些访谈者没有转变身份角色，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比如，上级领导干部去基层调研，结果还摆领导的架子，给受访的基层干部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受访者肯定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他的自我定位就是信息的报告人，而不是信息的拥有者和解读者。

　　第二种访谈方式，也是最合适的访谈方式，就是平等式访谈。访谈者跟被访谈者之间在一个具体的访谈场景里面建立了平等关系。实现这样的关系，每次访谈的开场介绍很重要。比如，我们去一个村子调研，首先就是自我介绍，让他人觉得受到尊重。然后说明来意，表明自己是学习者，是向被访谈者请教。这样，就把平等关系建立起来了。一旦被访谈者接受了这种平等关系，他就能够发挥。

　　一个有经验的访谈者，会自然而然地处理平等的访谈关系问题。在平等的访谈关系中，最好的访谈方式是引导式的。由访谈者起一个话头，然后被访谈者按照自己的理解介绍情况。介绍的过程中，访谈者有困惑的，或者觉得有必要进一步了解的，再稍微引导。到最后，还可以抛开细节，就如何认识某一问题，进行对话交流。

　　第三种访谈方式，是反支配式的访谈。很多调研者在访谈过程中被调研对象支配了，甚至被访谈者反而成了访谈者。通常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采取控场措施，比如，把话题引导回来，至少建立一种平等关系。

　　访谈的核心是对信息的理解。我们在跟访谈对象交流时，要尽量获得完整的信息，同时还要获得被访谈者对某个问题的理解。并且，可以不断对话和交流，把潜藏的信息挖出来，这就达到了深度访谈的效果。深度访谈的“深度”指什么？不在于获得的信息有多丰富，而在于对信息本身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

　　调查研究要实现立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记者：实地调研中，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困惑：到了现场却难以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觉得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很平常，难以形成新的认识。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吕德文：任何调查研究活动，都建立在既有认识的基础上。尤其是我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基础，都来自既有理论或是已经积累的经验认识。在调查研究中，我们要把既有理论认识（如理论、概念、政策、判断）还原为经验现场，变成可以直观感受的经验现象。我们在直觉上认为某个现象需要解释，就是因为我们把已有的认识带入了现场。经验研究就是要把既有认识还原成经验，跟现场看到的经验现象进行碰撞形成“悖论”，从而生成问题意识，进而开展研究。

　　有些人的调研感觉特别好，在调研现场很兴奋，有兴趣了解经验现象，这是很好的状态。这源于调研者把想象还原到现场里面，与经验世界产生了碰撞，调动了积极性。但很多人去调研的时候，一脸茫然，觉得他看到的东西太平常了，没什么意思，也没有兴奋感，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现场的兴奋感不是来源于调研者的理论水平，也不取决于其体验能力，而是取决于已知的理论认识和经验现象的碰撞。只有在经验内部发生碰撞，才能产生火花。

　　要尽量减少“习以为常”的情况，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可以尝试把自己作为一个参照物，去理解研究对象。调研者把自己的生活场景对象化，然后和别人的生活场景比照，进而在两种生活体验中形成碰撞。碰撞本身就是研究问题的来源之一。这一过程中，最直接的做法是从“常识”提问题。我们看到的现象，在当地人的常识里面是怎么理解的？这和我们自己的“常识”或者说理论上的“共识”有何不同？不同地方“常识”之间的碰撞，往往是问题意识的来源。

　　记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在形成观点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吕德文：一般而言，调研成不成功，主要判断标准不是掌握了多少材料，而是有没有形成理性认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点子”。这些“点子”，既是问题意识，也是核心观点。观点有可能是以概念的形式出现的，也可能是以判断的形式出现的，还可能就是一种朴素认识。

　　如果通过调查研究，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现象，这就很好，即便我们对新现象可能也没有非常深的认识，但它可以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如果能在调查研究中发展出一个新解释，那就更好。虽然某个现象不新，某个问题以前也关注过，但是以前的解释只是停留在某一个层次，或者只停留在既有认识上，经过自己的调查和研究，有了和此前不一样的新的认识，这就可能发展为好“点子”。当然，还可能在调查研究中有重大理论发现。这可能是源自对某个问题的长期追踪调查和思考，结果到了某个场域，突然之间想通了，把所有相关的现象都联系起来了，其在认识上有较强的逻辑性，这是最好的状态——全新的现象，全新的认识，再加上一个重大的判断，这种调研就近乎完美。

　　在华中村治团队近期出版的“理解中国”丛书《做接地气的调查研究》一书中，有我们近年来完成的若干有代表性的调研报告和调研提纲。学术性调研和工作调研有共通之处，其核心在于，调查研究要实现立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从学术标准看，一篇调研报告能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就算是极高水平。但很多报告，要么只有材料的罗列，没有核心观点；要么通篇都是观点，材料却不完整；要么观点和材料“两张皮”，各说各话。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并不在于写作技巧不行，而在于调研的深度不够，对材料本身没有理解。如果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就注重对材料的理解，那么使用材料就可以信手拈来，哪个材料放在哪里，说明什么问题，材料之间怎样整合成为符合逻辑的链条，都不是难事。

　　绝大多数调研报告能提供一个事实，就算是成功，但杰出的报告不单单是要提供事实判断，还要推动社会变革，将立场融入材料和观点里。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至今仍是中国社会调查报告的范本。这篇报告是有鲜明立场的，同情和支持农民运动是报告的灵魂。但这个立场并不影响其报告是分析性的，是建立在客观的数据和材料基础之上的。好的调查研究，立场、观点和材料是可以统一的——我们往往因为特定的价值立场去做研究，但研究过程本身又是分析性、客观的，而研究的客观性往往更容易说服人，引起人们的共鸣。

　　最后在调研成果的展现形式上，也可以不拘一格，可以是很规范的调研报告，也可以是一些感悟式随笔，关键是要把自己的思考写出来。可以比照党内经典文献写调研报告，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好的调研报告，这些报告未必有多复杂，看上去也很朴实，但学术质量是顶尖的。应该以大兴调查研究为契机，让党内的文风学风生动活泼起来，实事求是，聚焦具体问题，把工作做得更实。（转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