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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是在十年来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出的能源发展新方略。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最主要的驱动力之一，我国在推进能源革命领域迈出的每一步，都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关系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来源：微信公众号“电联新媒”  作者：柴麒敏）

我国十年来能源转型中的成效与突破

十年来我国能源低碳转型迈出坚实步伐。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全国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分别下降了26.4%和34.4%，2021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68.5%下降到56.0%，年均下降1.4个百分点，是历史上下降最快的时期。2021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从2012年的9.7%上升至16.6%，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已经占到全球约1/4，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达到11.2亿千瓦，占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47%，新能源发电量首次超过1万亿千瓦时。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均超过3亿千瓦，风光发电装机规模比2012年增长了12倍左右，海上风电装机跃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十年来增长了约3倍，全球装机占比超过了30%。

十年来我国能源低碳政策体系持续完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明确2020年后“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依靠清洁能源满足”“展望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一半”等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我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更是明确提出“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并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作为碳达峰十大行动之一，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目标进一步更新为到2025年、2030年和2060年分别达到20%左右、25%左右和80%以上，其中到2030年的目标相比于之前提高了5个百分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中提出要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等陆续出台，为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激励约束政策。

十年来，我国能源低碳产业投资迅猛增长。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最新的统计数据，2021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额达7550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额达到2660亿美元，约占全球投资总额的35.2%，约为同期美国水平的2.3倍，十年来占据世界榜首。我国在十年间建立了完备的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电动汽车充电和加氢网络。我国目前正在沙漠、戈壁、荒漠规划建设规模为4.5亿千瓦的全球最大的风电光伏基地，同时分布式光伏、海上风电、核电基地规划建设规模也位居世界前列。回望2012年我国光伏企业历经欧美“双反”生死困境，2022年全球光伏企业20强中有17家是中国企业，其中前11名都在我国，为全球市场提供超过70%的光伏组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仅为12791辆，而到了2021年该数字已经跃升至352.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目前已突破1100万辆，已占全球50%左右，产销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核心部件电力电池装机量前十大企业中我国占据了6家。在“双碳”热潮下，光伏、风电、储能、氢能和新能源汽车板块在资本市场持续保持高估值，品牌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都在大幅提升。

全球能源转型出现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触发新的临界条件屡创高温纪录。受经济刺激影响，2021年全球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强势反弹6%左右，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世界气象组织新发布的《2021年气候状况报告》揭示全球平均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1摄氏度，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更为严峻，温室气体浓度、海平面上升、海洋热和海洋酸化指标再创新高。2022年夏季，高温事件席卷全球，多国报告了超4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根据世界气象组织信息，2022年7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7月之一，平均温度比1991年至2020年参考期高出近0.4摄氏度。我国从6月13日开始的区域性高温事件综合强度也已突破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能力以来的历史纪录。此次“超强高温”的表象是北半球大气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的异常，深层次的原因则来自全球气候变化。破纪录的热浪、肆虐的野火和干旱接踵而至，给民众生活、农业生产、工业经济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在过去50年里，有记录的灾难数量增加了5倍，经济损失增加了7倍。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已从上世纪70年代每10年711起增加到21世纪每10年3000多起，强度及严重性都显著增加。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及主要国家观测预测的结论，未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将成“气候新常态”。

全球能源供应遭遇局部短缺及价格上涨的周期。在多重因素叠加下，过去两年能源价格出现了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的最大涨幅，能源供需矛盾和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因为俄乌冲突升级、前期疫情防控、极端高温天气等影响，欧洲能源供应不确定性风险加大，造成油气、电力价格持续上涨和急剧波动，对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欧盟批准控制能源价格紧急措施，采取限电、限价、征收暴利税等措施，欧盟成员国同意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3月期间主动减少10%的用电量。部分欧洲国家计划重启备用的煤电设施。北美冬季用于供暖、卡车运输以及维持商业和货运运行的燃料也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短缺和通胀。而与此同时，埃克森美孚等能源企业则屡屡创造利润新高。我国也在2021年下半年及2022年夏季出现了部分地区用电紧张的情况。2022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发布了关于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的声明，提到了对能源资源产供链严重冲击、能源市场剧烈波动、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关切。尽管此次能源危机并非是资源型短缺造成，而主要是机制性或技术性短缺造成的，但对能源安全和供应保障的关注已经成为主要经济体不得不面对的重要任务。

新能源产业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问题逐渐凸显。欧美近期频繁出台有关中国主导全球能源绿色供应链的风险警示，如《美国确保供应链以实现强韧清洁能源供应转型战略》《巨大的经济竞争：中国与美国》《确保清洁能源技术供应链》《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等，强调80%的太阳能电池板、40%的风力涡轮机、45%的电动汽车、90%的精炼稀土、80%的精炼钴、60%的多晶硅、50%的化学锂的产能目前都集中在中国，未来会对全球新能源安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类似俄乌冲突对欧洲油气供应安全的影响，呼吁应在政策方面加以关注并采取限制措施，并建议以美国为中心重组全球绿色供应链。美国在2022年8月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涉及对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和贸易的诸多限制，特别是对新能源汽车上游关键矿物材料、核心零部件自产率的要求，到2027年和2029年分别要达到80%以上和100%，并且还将出台“敏感外国实体”清单。自欧洲“绿色新政”（Green Deal）颁布以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立法进展颇受国际社会关注。2022年6月，美国提出的《清洁竞争法案》（CAA），以及七国集团（G7）峰会在共同声明中提出要在年底前建立“气候俱乐部”，也试图将碳关税与贸易规则挂钩。欧美涉气候的新法案大量涉及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打压，将新能源发展问题政治化，试图摆脱在绿色产业链上对中国的依赖，类似的倾向和趋势要引起充分的警觉。

“双碳”目标下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党的二十大再次提及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国家“双碳”目标的实施与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征程高度重合，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全球愈加复杂的局势下，我国应该以我为主，将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综合纳入考量，提出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符合中国特色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通过四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实现能源革命和经济“新增长”。

首先要统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内能源供需安全。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大致要经历达峰平台期（2035年前）、深度脱碳期（2035~2050年前）、源汇中和期（2050~2060年前）三个阶段。“双碳”目标下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一场“持久战”，而非一场“突击战”，达峰平台期的峰值高低及时间长短、深度脱碳期排放总量的下降速度都要视技术创新的程度而定，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叠加下，“双碳”工作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复杂性的挑战，因此我们既要对长期转型有通盘谋划，也要对短期风险有充分的预判和应对的措施，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要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共识，才能推动“双碳”行稳致远。如此大规模的能源转型既需要战略上高度重视、提前做好布局，也需要考虑短期供需矛盾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因为长期碳中和愿景，而忽略能源系统转型基础和条件局限，片面夸大当前新能源的潜力、否定传统化石能源的作用是不切实际的。同样，以短期困难来否定长期目标，过度牺牲长期利益来换取短期问题的解决也是有误区的。我国近期碳排放量出现强势反弹的苗头，也应该得到重视。不注重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科学合理的规划，不仅会造成“碳冲锋”的突兀结果，也会加剧未来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风险，如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高投入所带来的问题和后期增长乏力的情况。而且，这类高碳生产设施、基础设施都具有较长的设计寿命，资产规模较大，易造成高碳锁定和“搁置”，并有可能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隐患。

其次要理性看待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退出”问题。政府、市场和公众应该形成对碳中和进程中能源转型的共识，空谈过激的“退煤”目标，而没有妥善的公正转型的机制安排，对新能源革命并非是好事，反而是增加转型的不必要的代价甚至是阻力。对于“双碳”过程中，煤炭问题应该分而治之，散煤利用应该妥善实施“应减尽减”，低效率的工业炉窑用煤应该减量替代，而清洁高效的煤电设施应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并考虑在碳达峰之后逐步采用碳捕集措施。新能源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提速，但需要考虑源网荷储系统性布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光伏、风电、氢能、储能等产业发展对上游原材料需求显著加大，典型电动汽车的矿物需求量是传统汽车的6倍左右，相关产业的快速扩张严重依赖关键外部资源，但我国在稀有金属生产和储备方面存在不足。同时，在“双碳”经济过热预期下，上游大宗原材料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将为这些新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变数。近期，新冠肺炎疫情、芯片短缺、锂电池价格上涨等因素叠加，对新能源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已经构成较大风险。回归理性的基本面、正视问题、积跬步以至千里才是正道，现阶段尤其要抓好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最后要务实加强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的赋能措施。应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制定“双碳”政策实施的配套政策，最大限度降低落实“双碳”目标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风险挑战，要多做“加法”，更好地发挥新能源、新经济、新业态带来的投资和就业机遇。短期内应高度关注全球新冠疫情、能源价格通胀、地区局势变化等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的冲击，以及对我国能源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要重视基础研究和人才教育，并针对当前不同区域能源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和难题，从科技创新、绿色金融、财税价格政策改革等方面形成有效平稳的激励约束政策。持续优化目标责任考核，避免层层分解、层层加码，避免采取短期化、极端性减排措施，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对“双碳”政策的接受度和支持度，推动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而非反复“拉锯”，加强政策协同，形成政策合力，实现安全降碳。同时，要积极应对碳贸易壁垒，加强对话沟通，化解矛盾冲突，并采取有效措施，尽早筹备，形成碳排放相关的国际标准、评级的话语权。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已庄严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未来在国际能源合作中应加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赋能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有望建成全球最大的低碳、零碳和负碳的能源技术创新中心，但碳中和与新能源革命并非是“免费的午餐”，需要承受转型的“阵痛”和持续创造性的探索。有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努力，相信我国能在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较高的发展水平上最终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为全球共同走向绿色繁荣、永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新时代作出中国贡献。

本文刊载于《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22年第10期，作者系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转自北极星电力新闻网）